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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范仲淹家训看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

来源:光明网 作者: 发布时间:2018年07月10日

      作者:杨纳名(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副研究员)

  范仲淹是宋代名相,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。他为官清廉,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享誉后世。其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言,是对文彦博提出的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展,激励着宋代士大夫满怀责任感和使命感,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。范仲淹先忧后乐、为国为民的一生,被视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楷模,同时他也治家甚严,教子有方,先后编写《戒诸子及弟侄》《六十一字族规》《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》《义庄规矩》等家训、族规,以训诫范氏子弟和族人,经其子范纯仁等不断整理、完善和实践,范氏家族人才辈出,以清廉奋进的家风闻名天下。

  范仲淹继承了儒家“百行孝为先”的传统,提倡“道从仁义广,名由忠孝全”(《四民诗·士》)。他在《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》首句就训诫子弟“孝道当竭力”。范仲淹出身贫寒,幼年丧父,随母改嫁,母子受苦颇多,当其进士及第、获得高官厚禄时,“欲以养亲,亲不在”,从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,因此他告诫子弟不要只知“享富贵之乐”,要懂得“孝养有时”的道理。

  训子、治家,亦不忘倡导和睦宗亲、邻里,进而兼济天下。范仲淹主张“兄弟互相助,慈悲无边境”(《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》),要求同宗兄弟之间要互相帮助,多积善积德,更要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爱情怀。范仲淹治家不局限于小家,而是着眼于整个宗族,不“独享富贵”。他训诫子弟:“家族之中,不论亲疏,当念同宗共祖,一脉相传,务要和睦相处,不许相残、相妒、相争、相夺,凡遇吉凶诸事,皆当相助、相扶,庶几和气,致祥永远。”(《六十一字族规》)在要求家族内兄弟互助、邻里友善的基础上,特别强调要“敬长与怀幼,怜恤孤寡贫”。在“庆历革新”失败之后担任杭州知府时,范仲淹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,设立义庄、义田,以救助家族中的孤老贫弱者,兼及“乡里、外姻亲戚,如贫窘中非次急难,或遇年饥不能度日,诸房共同相度诣实,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”(《义庄规矩》),同时“又设义学以教,教养咸备”。

  范仲淹创立义庄、义学救恤族亲、邻里,教化子弟,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宗族、乡村自治,淳化民风,稳定社会秩序,得到了北宋朝廷的肯定和嘉奖,“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,申饬攸司,禁治烦扰,常加优恤”(《范文正公义学记》)。此举不仅对宋代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好的作用,各级官吏和士大夫们纷纷效仿,置办义田、义庄、义学蔚然成风,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,仿行者遍及江南,历经800余年而不绝。

  范仲淹一生廉洁奉公,知行合一。他要求子弟“谦恭尚廉洁,绝戒骄傲情”,从而培养谦恭、廉洁的意识,戒骄戒躁。官员的廉洁是从小养成的,用范仲淹的话讲,就是“不矜细行,终累大德”,因此,他“常以俭廉率家人”(《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》),身体力行,“食不重肉”“衣才蔽无形”。在自己过着节俭生活的同时经常接济穷人,抚恤遗孤,奖励将士,他死后,“敛无新衣,友人醵资以奉葬”(富弼:《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》)。

  范仲淹认为富国安民必须改革朝政,惩处贪官污吏。在他看来官员的廉洁,要从小事、日常言行做起,从自家着手。其《戒诸子及弟侄》云:“汝等但小心,有乡曲之誉,可以理民,可以守廉者,方敢奏荐。”他还训诫子弟为官要清白,不要谋取私利,“汝守官处小心,不得欺事……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,莫营私利……以光祖宗”(《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书》)。范仲淹还作《君子树》以明志:“持松之清,远耻辱矣……有松之心,德可长矣。”他认识到清正名节需要平日珍惜,劝诫子弟:“平生之称,当见大节,不必窃论曲直,取小名招大悔矣。”(《戒诸子及弟侄》)

  范仲淹作为宋代士大夫的廉俭表率,引起不少朝廷要员的共鸣和效仿。司马光作《训俭示康》以训诫子孙云:“顾人之常情,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……家人习奢已久,不能顿俭,必致失所。”南宋名相赵鼎对《训俭示康》推崇备至,其《家训笔录》云:“节俭一事,最为美行。”并要求子弟每人抄写《训俭示康》一本,“以为永远之法”。

  宋代实行“以文抑武”政策,形成了君主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的局面,这种治国方针被美化为“祖宗家法”。而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,自唐末五代已经衰落,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最公平、最重要的渠道,以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参与国家、社会治理的热情高涨。范仲淹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,在于教育和科举改革。因此,他在庆历革新中就提出“欲正其末,必端其本”,“兴学校,本行实”,“育才之方,莫先劝学。”这些观念在范仲淹家训和子弟教育中亦屡有体现,他要求子弟“勤读圣贤书”,创办义学,将口头劝学与系统的学校教育实践相结合。其《义庄规矩》鼓励同宗子弟积极读书,参加科举考试,按照应考的级别和成绩的好坏,给予钱粮支持,并由范氏义庄出资聘请老师,教授举业,使得“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,有以激劝”。

  范仲淹在教育子弟问题上,一贯秉承他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原则,要求子弟,不要计较个人得失,要心系国家,有忧患意识。他告诫子弟:“京师少往还,凡见利处便须思患。老夫屡经风波,惟能忍穷,故得免祸。”(《戒诸子及弟侄》)培养子弟的忧患意识,做事要“谋画为先,聪明自广”(《蒙以养正赋》),不必计较一时利弊得失,要忍受贫穷和失败的考验,“勤学奉公”,时刻做好报效国家的准备。范仲淹勉励子弟,勤奋学习,以堪大任,“力微不足以助国家之急”,“大参到任,必受知也。惟勤学奉公,勿忧前路。慎勿作书求人荐拔,但自充实为妙;将就大对,诚吾道之风采,宜谦下兢畏,以副士望”(《戒诸子及弟侄》),鼓励子弟自食其力,凭借真才实学获得大任。范仲淹身体力行,言行一致,训诫子弟成果显著,他曾自豪地讲“二郎、三郎并劝修学,口立功课,彼中儿男,切须令苦学,勿使因循。须候有事业成人,方与恩泽文字”(《家书·中舍》)。诸子皆为世所称,长子纯佑陪伴他出生入死、镇守边关;次子纯仁进士及第,“自为布衣至宰相,廉俭如一,所得奉赐,皆以广义庄”(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),秉承父教,关注民生,成为一代名臣。其他二子也名显一时。

  总之,范仲淹家训以及治家举措,始终把家国情怀放在子弟教育的首位。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,史称其“每感激论天下事,奋不顾身,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,自仲淹倡之”(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)。他的家训和治家理念及举措,充分体现了“先忧后乐”的思想,将道德修为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,不仅影响了士大夫主流观念的转变,而且成为宋代家风家教的重要特征,强化了宋代士大夫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家国情怀。宋朝先后出现了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轼等一大批“以直言谠论倡于朝”的名臣,“中外缙绅,知以名节相高,廉耻相尚,尽去五季之陋矣”(《宋史·忠义传序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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